近年来，西方的许多智库和大学屡次召开会议，讨论一个重复的主题：他们认为的现代化“标准答案”，为何在拉美无法实施、在东欧效果不佳、在某些亚非国家也常难以适应，而在中国却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惊人进展？经过反复辩论，众人始终无法达成共识。在这样的混乱中，一位长期研究东西方差异的德国学者提出令大家深思的观点，他说，大家不要总是关注经济指标和政策工具，真正的关键在于一个被忽视的角落——中国这个民族始终没有一个能够涵盖全体国民、并压制世俗权力的统一宗教。
这个观点最初听起来似乎有些偏离主题，但细想之下，却切中了根本问题：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，中国是依靠什么将全体人民团结在一起的。信仰的落地与凝聚力，体现了当前正在实施的一项新法律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》草案将于2025年9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，预计于2026年3月12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投票通过，并于同年7月1日正式施行。
这部法律虽看似简单，却明确规定了“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重要性，强调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，更是有法律支持的行为。看到这一消息，我不禁心生感慨。放眼全球，许多国家正被族群分裂和教派冲突所困扰，今天这个地区在闹分裂，明天那个民族又要寻求“独立”。而中国却选择了法律的确定性，以保障“多元一体”的理念。五十六个民族，任何一个都不是外来者，大家的日子都应该过得更好。这份底气并非凭空而来。
这种凝聚力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为外界惊叹的“效率”一词。无论是修建基础设施、抗击自然灾害、消除贫困，还是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，究其根本，正是亿万人民发自内心对国家的认同和对这个“共同体”的信任。我最近看到一段来自广西柳州鱼峰的歌圩视频，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。壮族、汉族、布依族的乡亲们挤在一起，轮流对唱山歌，一年来有近二十万人次聚集在此，唱着唱着，大家已经不再在意民族的界限。文化根深蒂固，人心的凝聚愈发显著。这样的情感法律能够保护，却不能主导，因为它早已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。
对比之下，西方国家的道路却充满了坎坷和伤痕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，西方法律体系及其影响力波及到的众多非西方国家的法律，其骨子里都贴着宗教观念退潮后留下的世俗印记。历史上，教权与王权纠缠不清，统治的合法性往往依靠“君权神授”，在教会力量强势的时期，甚至可以直接影响世俗政治。这带来的麻烦是显而易见的，信仰一旦被制度化并与身份紧密绑定，社会的进步便难以为继。
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最显著的例子，个体在出生时便被困在所谓的“神圣秩序”中，几千年来未能翻身。现代欧洲每个渴望迈入现代化的国家，都必须经过一场与宗教势力的战争，政教分离成为必经之路。以法国为例，从19世纪70年代起，一批政治家坚决推动宗教势力退出公立教育，通过保障法律实现政教分离，这一过程漫长且艰难，直到1905年《政教分离法》的通过才算告一段落。
若没有这一刀，后果将是骇人听闻。波兰就是一个显著的案例。虽然天主教曾在波兰历史上充当民族尊严的守护者，但过于庞大的社会动员能力，使得教会成为了政治动荡的催化剂。1980年代，波兰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中，外部势力借助宗教情感获取支持，有效地改变了国家的走向。可见，当宗教成为动摇国家根基的杠杆时，这个社会的稳定就如同悬在半空的摇摇欲坠。
说到这里，必须深入探讨中国人的信仰。尽管西方一些学者称儒家为“儒教”，但这其实是偏见。中国人崇尚的，向来不是凭空的神灵，而是“家国”这两个概念。这里有个值得深思的细节，西方讲“君权神授”，而中国则是“君权天授”，两个说法表面相近，深意却截然不同。中国人敬重的“天”，无形无象，宛如自然规律与天下道义的结合体。尽管皇帝自称天子，但必须“以德配天、以民为本”，若失德失民，所谓“天命”随时可能转变，皇权也将随之消失。由此，整个价值体系的逻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：世界的意义由人赋予，命运的掌握始终在自身手中，无需依赖神明的召唤。这种精神，已经深深根植于民族的基因之中。